戚自科：中美磋商的必然性

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后，据新华社报道，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取得新的进展。

而上述内容中，除了个别诉求直接对应于贸易谈判看起来的最初起点——贸易逆差外，其余更为主体的大部分措施都对应着同一个隐形的主题——双方资本的准入和准入后的待遇问题。

中美之间的资本准入问题或者说投资问题由来已久，在全世界最后一轮多边贸易多哈回合谈判久谈无果的大背景下，2008年6月中美在进行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就已经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13年7月，双方开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2015年6月，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到2016年，由于美国大选，中美谈判暂时搁置。美国行政分支调整到位后，2017年6月美国财长姆努钦还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计划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可是突然，美国当年8月启动了301调查，事态直接转入后续的2018年~2019年至今的中美磋商进程中。

将投资问题和贸易问题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谈判并不奇怪，因为目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就是国际投资创造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投资，使原本的产业转移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品生产越来越模块化，每个国家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上按照模块去寻找位置，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两端，负责创新和售后服务，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链条的中间，两端的附加值远远高于中间。

而且，发展中国家在链条上的位置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资源全球配置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接受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的结果。新的国际投资带动了新的贸易模式，产品内贸易得到井喷式增长。所以，贸易问题要解决，也一定涉及国际投资的问题。

国际投资的主要分类是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其判断标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定的，是否在所投资的企业主体里有实际的控制权和话语权，通常以企业股权的10%为界。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要突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更稳定和追求实质的经营管理实施有效影响和控制的本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是34万亿美元，国际间接投资的年末截面持有量是 57万亿美元。国际间接投资的股权和债权投资看似庞大，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都是围绕着因追求持久利益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来寻找机会的，直接投资才是关键。34万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把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核心力量。2005年以来每年的流量情况如下：

由图中可见，2007~2009年间，国际投资流量曾经大幅缩水，其直接结果就是2009年的全球贸易大崩溃，因果关系已经在前述分析当中能够推论。但是，2015~2016年间国际贸易再度大崩溃，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的分析，原因有三：一是2015~2016年间，美元在升值中，同样的货物经由美元媒介，其价值缩水；二是全球发达经济体消费不振；三是全球价值链的停滞不前。

可是，2015~2016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明显曾经出现恢复态势，但如果考虑到这两年间的恢复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是靠个数有限的大并购带来的，那么2017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水平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而2017年的水平基本上是2009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所以说国际投资始终没有从2007~2009年的下降中得到本质的恢复。国际贸易总额在如此背景下的突然下降，是原有的由国际投资带来的贸易模式增长已经跨越极限的结果。

FVA（用于生产本国出口的外国增加值）在本国出口〔FVA+DVA（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中的比例，是衡量全球价值链是否在继续深化的指标。而该数值在1990年以来的26年间一直保持增长，2009年也不例外，直到2017年，该指标首次出现下降，由31%下降到了30%。2009年的全球贸易崩溃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投资规模收缩带来的国际贸易外延收缩；而按照前述分析，在2009年以来国际投资“基本平稳”的态势下，2015~2016年的全球贸易崩溃应该就是目前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和深化走到了极限的结果，是模块细分到极限及每个模块成本的FVA在出口中开始下降的结果，是内涵式收缩。

已经出现内涵式收缩的国际贸易格局，使得国际资本的利润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下表可见，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利润逐年下滑，在各地区的统计中，只有一个区域是符合利润最高而且政治稳定标准的，那就是东亚地区。而中国是东亚区域毫无疑问的最大的投资东道国（截至2017年末，中国以2.688万亿美元的存量，排在吸引外国直接存量国家列表的世界笫四，前面是荷兰、美国和卢森堡）。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必有一谈。而且，“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双方耐下心来，斗而不破，这是目前的国际资本投资格局所决定的。并且，欧洲在美国谈判已经足够深入的时候，突然间突击与中国达成类似内容的联合声明，也就有了解释。

美、欧、日之间也要谈或正在谈，但它们之间由于投资市场开放程度相似，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也靠近，所以谈得更多的反而的确是贸易，尤其是农产品贸易而非投资问题。

美国国内始终存在储蓄率不高、政治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问题。内部问题难以化解，从外部想办法，在美国历史上已经有先例。只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日本谈得更多的是贸易问题，现在和中国谈，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之后由资本流动导致的新世界贸易格局的背景之下，这时的贸易问题，更深程度上是个国际投资的问题。

姆努钦近日确实发表过“中美之间的可能协议绝不仅仅是个投资协定”的言论，那是因为投资问题，已经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经济治理体制，所以现在又被赋予了新的称谓，笼统地称作结构性改革议题，并包括进了汇率（资本价格）等问题。

特朗普有多在乎资本，或者说投资的问题，从每次美国股市的波动导致他的紧张程度上就可以一窥，为此他不惜与美联储公开对峙，中美之间的协议从美国资本的外部市场角度说，决定着美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资本利润的增长点是否可以进一步挖潜。因此，中美的磋商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相对来说，美国显然更需要一个成功的结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