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当务之急是降低地方债成本，优化债务结构

地方债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希望政府能够在降低地方债成本、防范发生区域性违约风险等方面尽早部署，以提高地方经济活力，有效减少市场的担忧。

当务之急是降低地方债成本

当前广义债务利息支出占广义财政的2%左右，说明债务成本是比较高的。

我曾专门做了比较，中国中央债占比较低，但是各种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一般债、城投债、非债券类债务等，加起来总规模和在政府债务中的占比在全球几乎是最高的。

地方政府债作为公开发行且控制额度的债券，其利息成本并不高，因此高成本还是体现在隐性债务方面。隐性债务出现的深层原因仍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不对称，地方承担了过多的事权。当年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这样一种分配格局，在房地产上升周期，地方过大的事权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土地财政弥补，现在随着土地财政收入不断下降，问题就凸显出来。所以，当务之急是要降低地方政府广义债务的融资成本。

此外，建议扩大地方再融资债的发行规模，特别是西北、西南、东北三大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尤其大，需要提高债务周转的流动性。

现在有一个说法，谁家的孩子谁来抱，这是对的，现在不能兜底。但是面对某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的财政流动性风险问题，托底还是需要的。因为地方流动性问题与财政资金周转问题，可能会引发区域性、局部性金融风险。如当年河南永煤违约，对河南省乃至全国的信用债市场都造成负面冲击，违约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反而会恶化区域信用环境，导致地方国企融资难、融资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保持政府信用，不能轻易违约。

我一直主张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置换地方债的方式，或者给地方政府更多再融资债的发行额度，来降低融资成本。现在地方债额度还是偏低的，进一步提高地方债融资额度，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成本，可以把隐性债用地方政府再融资债进行置换。

地方债的问题由来已久，尽管现在一直强调城投债、国有企业债和地方政府脱钩，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还是要尊重历史，理性面对现实。

规范监督现有债务及地方债投向

要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监督机制，更加规范地方债的发行制度和流程，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警惕地方变相扩大债务的手段创新。

产业引导基金是一个好的方式，通过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来拉动民间投资，对于稳增长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产业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其实就是政府下场参与投资。现在多如牛毛的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总体缺乏监管，缺乏评估机构和监督机构来考察它的专业性、合规性水平。

如果没有监管，由于专业性不够，各省市的地方产业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冲突，比如各个地方都要发展芯片和新能源，都要上新项目，可能导致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形成新一轮产业结构同构化或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像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部门进行监督。至于专业性方面，这些产业基金涉及金融领域，金融监管部门要参与监督并加强规范。

我在去年年末就提出股权财政，除了产业引导基金的增量方面，更希望股权财政在存量方面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大政府，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300万亿元，盘活优化存量资产，对于提升财政实力、优化财政资源有着积极作用。目前央企在优化治理结构、股权激励、公司治理能力、ESG等方面都做了不少事。真正的压力是地方国企，要考虑如何推进改革进行并购重组来优化产业和资源，如何通过国有股权转让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这就相当于产业引导基金用增量的钱来撬动民间新投资，国企改革动用地方国有资产存量来吸引增量民间资本。

要系统思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2022年中国宏观杠杆水平在270%左右，在国际上算比较高的，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接近。但在构成宏观杠杆率的三大部门中，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水平相对偏低。大家对地方债之所以产生各种担忧，就在于未来怎么处置和偿还，但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观念，即整个政府的债务水平、杠杆率水平并不高。而且，现在杠杆率分母是GDP，能不能换成政府的总资产或政府的有效资产呢？美国、日本、欧盟是小政府，他们的国有资产规模很小，因此，我们更不用担心目前的政府杠杆率水平了。

为了缓解老龄化压力，西方国家政府杠杆率水平在快速上升。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意味着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政府财政支出会变得更加刚性，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要降低政府杠杆，恐怕会对经济、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面对未来十年，要有一个总判断，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下一步主要靠政府，尤其靠中央政府来推动。在规范前提下，提高政府债务率水平，可以提升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投资信心，从而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发展，不是一定要把债务压下来，而是债务结构要优化，债务成本要降低，债务支出要更加合理。简单机械地降低政府杠杆水平，会与当前经济发展处在建筑周期的下行阶段产生冲突。所以，要对政府杠杆有更加深入客观的认识，不用过度担忧；同时，应该更加坚决、理性地处置地方债的潜在风险，降低地方债务的总成本。

（作者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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