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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陨落!江平:“我唯一希望的是高举独立、批判的旗帜”

第一财经 2023-12-19 23:23:27 听新闻

作者:吴斯旻 ▪ 马晨晨 ▪ 林春挺    责编:秦新安

2013年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江平说:“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

19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江平先生临终前的一段影像。视频里,老先生半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戴着输氧管和耳机,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他对着镜头缓缓挥手,与这个世界和他未竞的事业,作了最后的告别。

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当日下午18时许,中国政法大学官网发布讣告。

江平是我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商法理论观点,引领中国民商法学从发展走向成熟,奠定了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作为负责人,他牵头组织了《行政诉讼法》和《信托法》的起草工作;作为主要专家,他参与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民法典》等诸多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

步入耄耋之年后,江平依然在为人权、私权和民营经济发展奔走呼号。在2016年的一场大学交流会中,年逾八旬的江平曾说道:“我始终认为,市场经济的法治包含两个方面:市场自由的法治和市场秩序的法治。”

进入生命的最后一年,江平还曾现身今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第二十三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颁奖典礼和其他社会活动。“江平老师对我们而言是神圣的存在,现在说什么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受。”几个月前,江平受邀参加了一场律师事务所举办的学术活动,当时邀请江平的律师在谈及江平去世时,这样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江平在中政法的博士生、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培华对江平的突然逝世深感意外。“今年八月份,在师母走后的一个月,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追思会,由于人多,我和江平老师只简单聊了一会儿,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何培华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斯人已逝,但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石碑仍伫立在中政法的校园里。后来担任中政法校长的黄进曾这样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有一种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江平先生用他的言行为我们打造的,他永远是我们法大的一面旗帜。”

“半路出家”的法学大家

江平的一生,既见证了中国民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也以其追求真理的执着、追求法治中国理想的倔强以及面对人生起落的从容,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于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作为后来的法学泰斗级人物,江平与法律结缘于一场“美丽的意外”。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新闻像我的性格一样奔放激情”。彼时,成为一名记者是他的理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部于1951年首次组织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江平被选中,成为首批留学生之一。当年,江平经组织安排进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近五年的留学时光,让罗马法成为伴随他后来多年学术思想的起源。

1956年,江平以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但仅一年后,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何培华告诉记者,江平一生潮起潮落,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难,比如: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这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他的身上,导致新婚妻子劳燕分飞,家庭破裂。此后不久,他又在下放劳动期间,被火车碾断一条腿,造成终身残疾。“但是在这三重打击之下,他最终还是站起来了,并作出了杰出的成绩,这是最鼓励我们的。”何培华说。

江平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困难只对于怯懦者存在”。在几经沉浮之后,江平重回学术讲台。1983年至1990年,江平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并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同一时期,中国民法发展史上具有统领意义的《民法通则》开始起草。全国人大启动《民法通则》起草工作时,江平是四名顾问之一。迄今,《民法通则》确立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依然是规范民商事活动的统领性要求。

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江平还参与了《合同法》《信托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伴随江平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加,1988年,江平出任中政法校长。尽管他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其影响力绵亘了35载,被中政法师生称为“永远的校长”。

“江平先生是我最敬重最崇拜的老领导、老前辈和具有知遇之恩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自1983年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直到今天,我的事业人生一直受到江老师的关怀、指导和支持,从未间断过。”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田文昌19日晚间对记者说。

1996年,江平撰文称,四十年的执教,行将画上句号。他总结这四十年教师生涯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

“我现在的使命是呐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江平已接近古稀的年龄。但理想尚未实现的他,依然活跃在法律圈子里,从教书育人、发表演讲到参与立法,推进人权保障,呼吁保障法治和民营经济发展,笃行不怠。

2000年,他创立了“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民商法奖学金”。一年之后,江平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直至去世前,江平与中政法的师生均保持密切的交流,有时也会出席中政法的重要活动并发表演讲。

“台下经常座无虚席。” 目前供职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许浩说。他是中政法的毕业生,在中政法求学期间,曾经多次聆听江平的演讲。

“江平老师即使八九十岁依然能做到字正腔圆、生动形象。我非常敬佩的一点是,他所谈及的内容,往往并不是高深莫测的法理,而是对于当下现实问题的关照。” 许浩对第一财经说。

2008年,许浩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出现在江平先生面前时,是为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专访文章。在位于北京南四环的家中,江平先生提到,有关农村土地的若干问题,是立法和现实之间最突出的矛盾。

对于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征地问题,江平说,这背后反映的是城乡平等问题。一方面,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出让,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征收,农民不愿意;另一方面,农民不能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盖房子卖,于是产生了小产权房。他认为,在彼时的现有条件下,突破不能是全范围的突破,需要依靠试点去验证,逐步解决立法和现实、改革和稳定之间的矛盾。

“立法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如果太理想化,可能导致无法在现实中实施,那么就失去了意义;而立法如果更多地向现实妥协,也就没有立法的必要了,因为立法要体现一种更高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要求。这是市场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症结。”江平当时说。

在许浩看来,江平的这段话同样点出了一个律师的更高追求,那就是真正理解每个法条背后的价值判断,并且捍卫它。“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做法律工作考验的是记忆力,每天就是背枯燥的法条。后来,我发现每个法条背后都有严密的逻辑和价值,做法律工作考验的是对它的理解。再后来,我发现做法律考验的是初心和原则,比如做经济犯罪案件经常有人跟我说‘你教我怎么做吧’,这时候我们需要抵抗巨大的诱惑。江平老师总是追求平等、自由、公正,他总是强调初心、重复常识,而这些常识恰恰是人们常常容易出错的认识。”

五年后,当第一财经主持人张媛走进江平先生的家中,和许浩一样,立刻被眼前简朴而充满书香气的布置感染了。2013年,民法典正在酝酿,采访前张媛和同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当坐在江平面前时,仍然被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的力量打动。

“作为80后、90后,我们无法感受中国法治进程的坎坷与厚度。当时江老先生就坐在我对面,他点评了当时几个争议很大的案子,坚定地支持理性的、专业的法治。我们看到他紧握着拳,眼睛里好像有光,那种散发出来的能量,令我们震撼。”张媛说。

“对我来说,我所奉行的人生,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真话,你说的只要是真话,最终会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只向真理低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江平在接受张媛采访时说道。他还说:“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程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

推动实现法治现代化

何培华告诉记者,江平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实现法治现代化。“多年前,在广东肇庆参加一个法学研讨会期间,我跟他散步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法治现代化是经济、工业、农业等现代化的基础。”

多年来,江平在理想和现实中,不断摸索中国法治建设的可行路径,并逐渐意识到法治与政治、经济发展、改革密不可分。

江平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提到,近三十年来,他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

江平说,他与李慎之结识于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当时,李慎之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江平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在一次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李慎之告诉他: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江平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交往和合作,从中央召开的一次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同龄人,加上“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让这两位法律界和经济学界的“大家”合作多年。据江平自述,吴敬琏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启示:中国现今对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江平在人生已届80岁时,回忆了与这两位老友的相交过程,并表示“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2020年,在吴敬琏90岁生日会上,江平到场为其庆生,并表示“再合作十年”的美好愿望。

随着江平去世,这一愿望已无法实现。但江平与吴敬琏二人合作对经济、法治的推动影响力犹在。目前,二人共同发起、以推动中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为初衷的跨界交流平台——洪范研讨会已延续了十年,报告百余场,讨论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近期,洪范研讨会对于新一轮化解债务风险、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等话题的专家研讨,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作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涌曾经多次在他的微博和朋友圈分享他与恩师的点点滴滴,让人们窥见这位法学泰斗私下的一面。有时是两人探讨诗歌,“江老师说我最近写的诗不押韵,于是拿出他1965年买的用来练诗的《诗韵新编》送给我”,有时是贺寿的热闹,有时是江平与音乐界人士共话法律与音乐艺术。更常规的是他坚持出席多年江平民商法奖学金颁奖典礼。

“江平老师是否出席今年4月19日晚的颁奖典礼,也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江平先生去年夏天因发烧在医院治疗一个月,虽然平稳度过了冬天,但体力明显不如以往,更加依赖轮椅。但是,江平先生还是来了。”王涌说,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江平做了二十分钟的演讲,说了两个法律概念:私法和所有制,“他熟练地说着俄语单词,鞭辟入里地分析着陈旧观念的历史讹误,传达着他的政治理想。”

“他有一颗伟大的良心,他一直在鼓励我们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时刻要站在真理的一边,不能够为一些个人的利益而丧失自己的人格。他有一句话,就是‘只向真理低头’。”何培华说,“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但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学到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他那种为中国私权和法治勇敢呐喊的精神,一直鼓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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