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4个热词探知中国和世界（一）

先立后破

祝嫣然/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先立后破”在中央层面并不是新提法。2021年7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实现“双碳”目标时，强调“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并打了一个比方——“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

业内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政策应该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新动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把“立”的工作做好，但同样重要的是稳住传统增长引擎，守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让政策在“破”的时候更加审慎。如此，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才能巩固，社会预期才能改善。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中财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稳是大局和基础，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进是方向和动力，要有力进取，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不断积累更多积极因素，实现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同时，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稳扎稳打，把握好时度效，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关键是把握好蕴含其中的辩证关系。在“稳”的基础上推动“进”，通过经济结构、发展质量、重大改革上的“进”来实现“稳”。在“立”和“破”上也需要把握好先后顺序，否则会影响经济发展大局，这也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2024年，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在此背景下，先立后破关键要做好新旧模式之间的衔接和切换。在房地产领域，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是让房地产行业回到平稳发展轨道的关键一环，体现了“稳”与“进”的关系。而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则是房地产行业“先立后破”的关键。

有效益的投资

祝嫣然/文

2023年是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投资依然发挥了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现阶段供给与需求存在显著缺口，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经济修复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一现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投资与消费二者结合进行整体部署，意味着未来投资将更加注重效率，投资方向可能向关键民生领域倾斜，与最终需求相匹配，而需求好转也将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长，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何为有效益的投资？有经济学者认为，其基本内涵就是有质量、有效率和有回报的投资。具体来讲，是要实现资源和要素得到合理有效配置的高效投资；不断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的精准投资；能够推动实现供求体系动态平衡的协调投资；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的适度超前投资；既体现创新精神，又能减少犯错几率的审慎投资；能够合理控制债务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稳健投资。

如何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围绕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加大对前沿技术、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投入。要围绕有潜能的消费需求开展投资，如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物流设施以及新消费模式、新消费场景等领域的投资，推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切实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通过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精准支持等方式，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

作为投资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表示，要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力提效用好2023年增发1万亿元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府投资，支持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事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全能力建设等领域，进一步提高投资精准性有效性。

多家机构预计，2024年投资增速将抬升，成为增长的重要支撑，结构上呈现基建走强、制造业提升、地产承压的特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有望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降幅或将小幅收窄，预计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4.5%左右，较上年回升1.6个百分点左右。

有潜能的消费

缪琦/文

消费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的一年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有潜能的消费更强调质量，也需要更加精准地匹配新型消费趋势及需求。

新型消费的增长空间在哪儿？在数字化、绿色化、健康化的消费需求和潮流里，也在由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催生出的一系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和新服务里。

目前，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新车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居民消费由满足量的增长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品质消费更受青睐，服务消费逐步扩大。12月底，国家发改委明确下一步将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持续推进新业态新领域准入放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11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11%，实物网零对社零增长贡献率达31.4%，占社零比重达27.5%，创历史新高。数字、绿色、健康消费热度持续，11月当月，智能手表、环保涂料、保健按摩器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的挑战，市场上不乏对于消费需求的担忧。但在第六届进博会上，国际参展商在压力之下清晰看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潜能和机遇：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回归更加理性的状态，消费者也更有能力找到高性价比、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并且越来越关注品牌的价值。

埃森哲中国11月发布的消费报告显示，71％的中国受访者称他们在做任何决策时都更加谨慎。具体表现在消费习惯上，体现为不买无用之物、不提前囤货，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购买之前充分研究。同时，他们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更有意义的事物——75%的受访者选择持续或增加购买平价品牌商品的频率。这意味着，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青睐，品牌和商家需要以高品质消费为导向，利用差异化的产品、复合型的产品矩阵、灵活体贴的客户服务才能吸引并留住客户。

除了新型消费，同样契合数字化、智能化和低碳化趋势的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也是潜能挖掘的重要阵地。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另一个激发消费潜能的方向。

当然，在追求创新和环境优化之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始终是消费升级和潜能释放的根本。

财政政策适度加力

陈益刊/文

2024年财政扩张保持力度，但不会搞“大水漫灌”。

经济增长承压，市场目光再次投向明年财政政策。财政部明确，2024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所谓适度加力，从财政支出总量来看，需要保持适当财政支出强度，也就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规模会比今年（预算数约28万亿元）适度扩大，从而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向好。

当然受制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财政可持续等考量，这一财政支出规模扩张会适度，这个度就取决于明年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的设定。

不过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扩张力度，除了税收等收入保持一定增长来支撑外，显然少不了盘活存量资产资源，以及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增加举债来支持。

目前分析人士普遍预计2024年财政赤字率（赤字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3.8%的基础上，还会再次突破3%。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建议，明年预算赤字率最好维持在3.8%左右。

在赤字规模分配上，由于目前中央财政债务负担小、加杠杆空间大，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相对重，因此专家普遍建议明年新增的财政赤字规模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承担，以减轻地方负担，也是支持地方化债。

适度加力还体现在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这又尤其体现在政府性基金账本中的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下，政府投资规模仍需要保持一定规模。但是由于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有足够收益的项目减少，以及地方债务率在警戒线附近，预计明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在4万亿元左右，适度增长，不会大幅增长。

三年疫情冲击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基层财政困难，“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下称“三保”）面临较大挑战，而这又是财政工作的底线。

2024年财政适度加力，还体现在兜牢基层“三保”力度增加，确保“三保”不出任何问题。

比如从中央财政层面来说，一方面就是继续增加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尤其是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地方“三保”工作指导，比如研究建立范围清晰、标准明确、动态调整的“三保”清单制度，完善对基层财政运行监控等。

明年财政适度加力还体现在，优化调整税费政策，提高精准性和针对性，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陈益刊/文

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改革排头兵财税改革又担重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时，一大重点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其中就包括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中国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下，以及部分基层财政困难、地方债风险等现实待解问题下，都需要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而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近些年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突破口。

财政部明确，明年要积极稳妥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近些年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比如2015年新预算法出台等。但是疫情冲击下，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而预算管理仍存在约束不够有力、资金统筹力度不足、资源配置使用效率仍有待提高等问题，这些也成为下一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关键。

未来预计会进一步加强政府预算收入统筹力度，比如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等，优化支出结构，以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也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破局。

防范地方债风险也是下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重点。近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这有望成为下一步地方债改革重点，从制度上平衡好债务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避免地方债风险积累的同时，用好地方债资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债务问题。

近些年税制改革举措不少，也仍将是新一轮财税改革重头戏，核心在于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从而完善现代税收制度。

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已经二审，下一步有望继续推动其完成立法。而增值税制度改革重点，包括畅通抵扣链条，优化留抵退税制度设计等。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是研究优化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税范围，将更多的分类所得适时纳入综合所得，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从而更好地发挥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和公平性。

另外，消费税扩围和征收环节后移，税收征管改革也是下一轮财税改革重点。

目前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转移支付资金如何管好用好十分关键。这就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规范转移支付项目。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吴斯旻/文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住建工作将“先立后破”，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力气建设好房子。

什么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去构建？

住建部部长倪虹认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破解房地产发展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过去在解决“有没有”时期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现在解决“好不好”问题、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亟须构建新的发展模式。

虽然从住房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不缺房”的时代，但受居民收入差异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仍有较多居民的住房条件有较大的改善需求和提升空间，居民住房的结构性需求仍在。

与此同时，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双轮驱动”存在一长一短的情况，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后，在住房供给中占比偏低，不能满足需求，存在明显短板。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率先提出房地产业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同一年住建部提出“住房保障体系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体”。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40个重点城市将建设筹集650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可解决近2000万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

在原有的保障房体系下，不同保障住房针对的人群不同，这为申请者带来一定的困扰。对于产权交易型保障房，如共有产权房、人才房等，由于满一定年限后仍可上市交易，保障房成了某些群体的“套利”游戏，保障房失去了原有的保障功能；对于非产权交易型的保障房，由于“回本”时间更长，地方财政也面临压力。

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提出要加快建立一种“保障+市场”的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也即让“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具体而言，保障性住房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两种类型，其中配租型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不得上市交易。

城市政府“以需定建”，科学合理确定供给规模。根据8月出台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房是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重大改革，支持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率先探索实践。

从保障人群来看，按照要求，城市人民政府要从解决困难工薪人群住房问题入手，根据供给能力，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和准入条件，逐步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工薪收入群体。

目前大部分城市已按要求报送了明年的建设计划和建设项目，住建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督促地方将建设项目落实到具体建设地块，同时做好后续项目储备。其中上海、济南、青岛、福州、长沙等不少城市已经开工了一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