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汇率改革拯救了汪小姐！——透过《繁花》看改革开放（四）

（本文作者巫景飞，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电视剧《繁花》中的汪小姐南下去找工厂，虽然老辣的爷叔各种围追堵截，但暗中有宝总加持，明里范总的帮衬，她总算找到了合作工厂。不过，她感情用事拒绝了宝总的帮助，放弃低价工厂，找了一家开价高的工厂。

接这个外贸订单时，汪小姐对外报价很低，代工厂的采购价又高，如此看汪小姐的明珠公司即便做成了这张单子，也是赔本赚吆喝。道理很简单，收入小于成本、入不敷出。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如果明珠公司无法全额支付加工费用，那么在那个年代是可能因诈骗罪被关进提篮桥监狱的。

但最后这笔订单居然为明珠公司带来了8万元的利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自1994年元旦开始，中国实施了首次重大外汇体制改革，也称94汇改。

94汇改的关键点是，汇率由双轨并为一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全球市场接轨，同时人民币换美元，由5.8左右一下子贬值至8.7左右，也就是1美元原本只能换5.8元人民币，94汇改后可以换8.7元了。

汪小姐由于选择的是美元结算（其实，那个时候出口肯定是选择美元结算，毕竟当时美元换人民币的外汇调剂市场价格比官方价格要高多了），这一下就凭空多出了33%的利润，足以覆盖之前的亏损，这单生意因此转亏为盈！因此，客观地说并不是汪小姐有多少高瞻远瞩，而是只是运气好，赶上了汇改，是汇改拯救了她！

 

1993年以来汇改历程

那么问题来了，彼时的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呢？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发生了一场风波，之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进取创新的社会氛围被压抑保守所取代，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举国为之一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治理整顿”结束，行政性紧缩和管控措施大大放松。

这一阶段，各地追求高增长的动力极为强大，经济增长1992年猛增为14.2%。但充满弊端的机制犹存，金融和外汇管理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通胀也快速抬头，如果不对金融体制等做基础性改革，1988年的高通胀局面会很快到来，而这恰恰是那场风波的主要诱因。当时的严峻形势，引发了各界就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的广泛讨论和争论。这就是当年金融和外汇体制改革的起始环境。

具体到外汇体制，当时实行的是“外汇留成制”，即外贸公司在计划内按照官方汇率结汇后，有权保留部分外币，而这部分外币可以自有交易，于是形成了外汇调剂市场价格，这个价格与“官方汇率”形成了“双轨制”。

1994年汇率改革前，国内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失衡。1993年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较大逆差，达到116亿美元，而当年的外汇储备仅为212亿美元。外汇调剂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官方价格，反映了官方汇率的高估状态，并因而造成进口需求过旺。同时，由于货币供应超常增长，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4.7％和19.6％，官方汇率贬值压力也因此急剧上升。实际利率则处在负区间，加大了资本外流压力。

汇率双轨制带来的寻租腐败、黑市交易规模日益扩大、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以及通货膨胀率较高、官方汇率高估、贸易逆差加大、外汇储备下降严重、汇率贬值压力加大的现状，增加了汇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正是这样的严峻形势下，94汇改横空出世。

概括说，94汇改的核心内容就是3点：

• 取消汇率双轨制。取消“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价格，只保留“官方汇率”。
• 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33%，从5.2 贬值到 8.7，向原有的“市场汇率”靠拢。
• 强制结售汇。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外贸公司赚取的外汇必须在银行换汇成人民币，所谓强制结售汇制度。

取消外贸公司特权，实行汇率并轨，强制银行结汇售汇，一方面消灭了权力寻租，打击了汇率官倒，另一方面也间接促进了银行脱离人民银行体系，商业化运作。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位，不仅降低了出口成本，提高了出口产品竞争力，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提供了支持，而且充分管理了外资预期，遏制了资本外流。

94汇改后，外汇整体的形式非常和谐平稳，我国对外贸易也蓬勃发展，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出口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引擎！

当然，任何发展也不可避免有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或许就是：在强大的出口顺差背景下，强制结汇让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而这恰恰成为了21世纪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的温床。

电视剧《繁花》结束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此时，上海还停留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时代，来上海滩淘金的香港房地产开发商们为房子卖不出去而发愁。即便精明的爷叔或许也想不到，一个更大的江湖即将出现，一个以房地产为主题的繁花时代即将到来！

再见江湖，江湖再见！

 

（本文作者巫景飞，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