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创新的C端优势

C端在传统经济学的概念里，代表的是消费者（Consumer），是企业产品的销售对象。当我们提到工业经济、高科技产业这些概念时，C端更多的是作为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待。

互联网的出现、移动终端的普及改变了上述图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互联网的兴起使得消费者与产品生产者之间建立了崭新的联系方式，围绕某个技术产品发展出由C端和B端构成的互联网社区，这种新联结方式的常态化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概念。C端不再只是作为企业产品被动的接受者存在，消费者关于产品体验的感受通过互联网社区的传达，越来越成为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C端不再是现代科技产业的外部因素，而是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20年，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加快了C端植入科技产业生态的进程，使得科技创新的生态社区各个要素之间通过实时、连续的联结成为极富活力的有机体。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社区构成的生态，另一方面也在以新的方式强化C端新势力的崛起。C端不再是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而是企业创新内在的要素和驱动力。

中国C端势力在全球数字化创新的进程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C端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极富创造力，这正在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优势。

中国C端的优势

中国C端的规模优势，是基于人口数量和数字化训练形成的优势。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教育普及程度高，导致了数字化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IPv6地址数量达到68042块/32；“.CN”域名保有量2013万个，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7.5%；网上零售额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在数字经济时代，C端的规模效应是一个对创新具有重要价值的要素，规模意味着社区的多样性、数据流量，这些指标对于创新问题的提出到产品的研发、验证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过去20年中，那些曾经备受称赞的创新优等生（瑞典、爱尔兰、芬兰）都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即便像德国、英国、日本、韩国这些较大规模的创新经济体，其光芒也不像以前那么耀眼，究其原因，很多经济体因为数字化的人口规模太小，难以形成能够承载数字技术研发测试和商业模型验证的应用场景。

中国第二个优势是C端驱动的创新模式。所谓C端驱动的创新是指让数字化的消费者成为创新的参与者，根据他们在产品体验过程中的感受提出创新问题，形成渐进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过去20年，中国有一批公司（如阿里、腾讯、抖音、小米）采用这种路径发展起来并且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TikTok的核心技术并不是从科学出发而来，甚至不是从技术出发而来，它是从C端治理开始，通过管理好C端社区，满足C端体验需求，获得技术研发的动力，并且因此形成了自己在算法方面的核心技术。

中国企业在管理C端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的价值以前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国内舆论场还经常对自己的互联网企业和生态型企业颇多抱怨：技术含量不高、没有核心技术等。其实中国C端驱动的创新模式产生了很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创新成果，如支付宝、微信都被国际上视为伟大的创新产品。TikTok依托C端驱动的创新路径形成的核心技术，在美国本土与国际巨头竞争中不仅不落下风，还逼得美国政府出手打压。

我意识到中国C端优势源于2019年10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员的一次听证会，被质询的对象是扎克伯格，小扎多次提到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超过美国，这让我有些惊讶。后来他举出了支付宝和微信的例子，我才知道，美国同行其实对中国应用端的创新成果有着与国人不一样的评价。

这个听证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看来，即便是美国，在C端驱动的创新方面与中国相比依然有差距。尽管美国通过全球网络接入的数字化人口并不比中国少，但这部分C端人口的创新贡献度明显不及中国，这可以从智能手机和新能源车这两轮创新上看到这种趋势。

C端势力在中国的崛起是现代科技创新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改变了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中美最近围绕互联网领域的博弈，跟中国C端势力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中国C端优势形成的三个原因

中国C端优势的形成除了人口、教育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

中国人对于新技术和人的关系，有不同于欧美人的看法。欧美人认同新技术作为一种实现某种功能的工具，但对新技术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持抗拒态度；中国人则不然，不仅接受新技术的特定功能，而且愿意与新技术一起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同构成了数字化时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在C端的差别。

中国人的技术观更适合数字化时代的创新，这个特点在智能手机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中国手机厂商借助数字化社区的大众创新，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应用，在全球手机市场独树一帜。近年电动汽车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C端驱动的创新模式优势。我相信，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还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C端优势。

近年来，一些欧美车企逆地缘政治潮流而动、选择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案例有所增加，原因是欧美消费者无法对新能源汽车的网联化、智能化车型提出有价值的客户反馈，中国在数字化方面的应用场景与西方已经产生了代际差别。这意味着，中国人在数字时代已经具有文化基因层面的优势。

二是基础设施因素。

扎克伯格那次听证会，有议员问他为什么不做一个类似支付宝的应用，他的回答是，因为美国在移动支付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跟中国差太远，因此他没法去做类似的应用。有人把小扎嘴里的基础设施解释成移动支付的硬件设施、法律环境、公司治理、金融监管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小扎说的基础设施真的只是这些东西，美国人没有理由做不出来移动支付的超级应用。构成中国移动支付超级应用的基础设施应该包括物理世界的互联互通：快捷的海陆空交通设施、物流配送系统。

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先进、最快捷、最低成本的交通物流系统，没有任何国家在这个方面能与中国匹敌。除了国力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度原因，新中国成立开始就把土地国有化，扫除了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障碍，中国能以全世界最高效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移动支付超级应用的重要基础，而西方国家搞不定的正是这个领域。高效和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撑了移动支付系统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三是城镇化的进程。

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造就了大量世界级的城市，截至目前中国人口过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18个，过百万的大城市有433个，是世界上大城市最多的国家。数字化人口在一小时社交距离内的大规模聚集对数字化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它使得快捷的物流配送成为可能，而这点是移动支付能够被消费者接受并具备经济性的重要前提。

C端崛起改变国家科技创新格局

中国C端势力的崛起正在改变国家科技创新的格局，这里面有些值得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

譬如，如何认识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面？过去，中国一直比较强调体制内科研力量的重要性，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资源配置、路径设置都围绕体制内科研机构来设置。在市场化创新力量起步的时期，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在今天，中国的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C端势力在中国的崛起形成了B端和C端相互赋能的局面，在B端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创新能力快速成长的制造业生态，在C端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度最高的创新群体。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应用端的巨大优势。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应用端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市场化创新，经过40多年的积累，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基因、独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相对于体制内科研机构有缺陷的文化基因、落后的体制机制，国家未来的科技创新战略依托、资源配置重心、创新路径设置应该如何选择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重心的转移反而对激活体制内的科研资源能够产生正向的作用，引导科学家围绕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创新。实际上，在数字化时代，依赖自由创新的基础研究通过成果转化方式拉动的领域已经为数不多，在数理化等领域保持几支国家队就可以了。其他绝大部分领域的基础研究都能通过应用端的问题去引导。

另外，中国C端势力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理论挑战，本文提出的“C端治理”问题，就是中国创新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诺奖级的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法学家去研究。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是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物理边界（员工、工作场所、生产线）所产生的，C端势力参与创新实际上是拓展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新边疆”，如何治理这个虚拟的边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前些日子新东方和格力都出现企业和网红员工的争端，企业各自以就事论事的方式作出了处理，网上评价不一。其实背后反映的是现行的理论和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数字化时代企业实践发展的需求，企业应该如何管理“新边疆”，以及如何界定企业在虚拟空间的权益，缺乏相应的司法理论与实践支撑。

[作者系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