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我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的毕业典礼,这让我思考如何改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讨论——师资与学生。
建立一所一流的经济学院系需要有一流的经济学教师。如何能得到一流的经济学教师呢?我们可以提高中国现有经济学教师的水平,也可以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引进一流的经济学教师。
要提高中国现有经济学教师的水平,大学领导需提供机会给年轻的教师去国外大学学习。还需要多请些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来校交流。引进国外的学者加入教师队伍,不但能帮助中国教师提高学术水平,也能让中国大学生有机会听到一流学者的讲学。要吸引大师来华,则要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当一流的国外经济学者因工作或旅游到中国访问,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多逗留一段时间来讲学。我们应当利用他们来中国访问时做短期的讲学以及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
关于大学生的培训,我们看到一些中国的大学生学习时只靠背诵,把老师的讲义记住便能得到高分。笔者认为中国的大学教师应当多训练学生的思维。不但在讲课时要训练,给学生布置作业和出考试题目时,都应当考虑能否训练学生的思维。出的题目绝对不能单靠记忆便能回答。
中国的大学生做作业的时间不够。学生做作业的时间,每一门课每星期不应少于10小时。教师在作业与考试时出的题目应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在美国一流大学上学的学生,要念参考书。参考书的内容也在考试的范围内。看书时不能单靠记忆,还需思考。考试的题目应当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我记得在美国的大学念三年级时,念一门经济学的课,学期中的考试只得到B- 的分数。当时我已经非常用功,每周花了不少时间读参考书,为什么分数还那么低呢?原因是我没有学会学习经济学的思维。后来慢慢学会了。大学毕业后我进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受到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训练,好不容易学会了学习与研究经济学的思维。
关于经济学的思维,有一点要与读者分享。在1966年我已经成名,曾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包括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被称为邹氏检验的文章。但我并不知道如何应用经济学来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1966年我被邀请去中国台湾,在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讲课。1967年我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经济顾问。我是5位顾问中最年轻的。从1967年到1970年的每个暑期,我都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做顾问工作。我们5个顾问与台湾的几位“部长”——包括“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主计处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用一周五天的上午讨论台湾的经济问题,了解问题后每个顾问用约两个月的时间做研究和互相讨论,再和五位“部长”讨论。这样才学会了如何应用经济学来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地区需要请经济学家当顾问来解决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济问题,其实不必邀请最有名、对经济学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而应邀请最有经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
一个国家要推进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增加一流经济学家的数量。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讨论过。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和同学已经具备上面说的条件,无需大学的领导来推进。一般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么高水平,还需要大学的领导来推行。推进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需要经费和时间。
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高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得来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住在欧洲,大战后美国生活条件比欧洲好,很多欧洲著名的科学家迁居到美国,美国最好的大学便变成了世界最好的大学。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陈斌华指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坚不可摧,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行动坚决有力。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决不容忍、决不姑息。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必将坚决果断予以回击。
第一,一个中国原则清清楚楚,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美台强化军事勾连,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挽救不了“台独”注定失败的命运,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局势和冲突对抗的风险,终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