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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2024 外贸如何拉动GDP增长?丨 2024经济展望

第一财经2024-01-09 18:26:45

作者:2024经济展望 ▪ 首席评论    责编:杨恺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外需、地缘政治都是影响中国外贸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如何寻找“确定性”来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2024年,我国外贸对GDP贡献度将如何?会面临哪些贸易摩擦挑战?中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外贸将如何发展?服务贸易、内外贸一体化又能带来哪些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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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3年,“三驾马车”当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4%,向下拉动GDP 0.6个百分点。展望2024年,外贸对GDP贡献将如何?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间外贸前景如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外需、地缘政治都是影响中国外贸增长的不确定因素。2024年,当外贸形势明显好转的时候,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会明显加剧。

张燕生分析,2024年,预期中国货物贸易量的增长会显著好于2023年。影响外贸增长的三个不确定因素中,第一,外需会比2023年有明显恢复,第二,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比2023年更大,第三,中国外贸企业自身一直都非常努力。他期待2024年外贸对GDP贡献会明显好于2023年。

就双边贸易关系,张燕生认为,2024年,如何稳住美国市场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他预期中俄经贸仍会保持强劲增长,并且,2024年开始的新十年的“一带一路”会从低成本走向高质量,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互补性会更加明显。

近期内外贸一体化迎来多重政策支持。张燕生认为,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大程度是一个内外贸一体化的过程。内外贸一体化已经转化成行动、转化成实践。政府要解决国际贸易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逐步对接。

就稳外资,张燕生认为,外资受成本、资源、市场、效率等几大因素驱动来到中国市场。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经济好,谁也离不开。中国经济潜力越好,前景越好,外资在中国投资就会越好。

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稳外贸、稳经济的政策,张燕生期待2024年是“落实年”。他提出,要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地,这涉及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期待2024年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

第一财经:展望2024年,“三驾马车”当中,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有多大,您怎么预判?

张燕生:根据WTO的报告,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是0.8%,2022年是2.7%,而2024年预测是3.3%,因此2024年从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来讲,会好于2023年和2022年。2023年年底,我的美国朋友就明确告诉我,他们根据海运、物流的数据,就感觉到在2023年年底,中国货物贸易量的增长有非常明显的恢复。2024年应该讲中国货物贸易量的增长会显著好于2023年。不确定性是什么?因素主要是三个,一是外需,外需2024年比2023年有非常明显的恢复。二是地缘政治。2024年,美国是大选年,很多经济体都是大选年,因此不确定性应该讲比2023年要更大一点。三是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自身的努力。调查研究中间,可以看到中国外贸企业都是非常努力的。我们期待2024年中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明显大于2023年。

第一财经: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挑战点有哪些?

张燕生:一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学者的联合研究显示,从2010年到2022年,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是34项,可是2021年就上升到1594项。另外一项来自IMF的研究表明,地缘政治相近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上升到52%了,因此地缘政治的作用是明显上升的。因此对2024年中国外贸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贸易摩擦。中国外贸出口“新三样”中的电动车在2023年9月,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2024年可以明显看到,“新三样”的另外一个领域“锂电池”,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我们预期他们会以产能过剩为理由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因此2024年,当外贸形势明显好转的时候,可以看到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会明显加剧。

第一财经:就双边经贸关系而言,2024年,中美经贸关系会有哪些新变化?

张燕生:2022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伙伴,在2023年下降到第三位,而且2023年中美双边贸易的增速应该讲下降幅度是比较大的,我相信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比较大。2024年预期中美的贸易关系可能会比2023年困难,一是美国大选,二是2024年美国财政可能会紧缩,美国的经济会减速,这无论是根据IMF、OECD还是美国自己的预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经济下调对我国出口会带来不利影响。2024年,怎么稳住美国市场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一财经: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但2023年前11个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是同比下降的,2024年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关系将如何?

张燕生:我们在欧洲做了调查研究,2024年中欧经贸关系,我认为积极的变化会更多。比如说2023年9月冯德莱恩宣布单方面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欧洲的工商界就会非常明确讲,这不是我们欧洲工商界的诉求。他们希望加强跟中国的合作。欧洲的表述叫“去风险”,“去风险”有很多种含义。有一种含义是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韩国,其实更多还是表现在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因为新冠疫情百年一遇,为了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韩国都会增强投资、增加库存、增加安全保障系数等。但还是会更加积极地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第一财经:包括碳关税以及刚才提到的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在内,外贸中“双碳”主题,中国的合作机会以及面临的贸易保护挑战,两者之间能否找到新的平衡?

张燕生:绿色保护、绿色壁垒是明显增强的。比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曾经说,在总统的心目中间,谈到绿色发展、双碳、气候变化,他首先想的是如何能增加美国的就业和产出。就欧洲而言,碳关税实际上是个“双刃剑”,它既会影响我国一些高碳产品和高碳部门的出口,同时之所以欧洲能够享受低碳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别的国家生产了高碳的产品。中国在双碳目标实现上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先立后破,从实际出发,需要跟欧盟有着非常深度的合作,才能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第一财经:2023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创下了历史新高。2024年,中俄间的经贸关系,机遇有哪些?

张燕生:2023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这为中俄贸易在基本面上创造了条件。贸易转移的效应也会更多增加从中国的进口。我预测中俄经贸在2024年能够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

第一财经: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中国在“一带一路”经贸方面未来的发展空间有哪些?

张燕生:过去十年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前行的确是面对着一些竞争,一些困难。西方七国集团(G7)也提出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也就是要投资6000亿美元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进行竞争。因此对中国2024年开始的“一带一路”,也就是新十年的“一带一路”,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会从低成本走向高质量。在合作方面,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互补性会更加明显。当中国进入到高增加值的领域时,会把低成本的很多产品和领域转移到“一带一路”,这样双方的互补性会更好。中国在“一带一路”会更多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担当。开放共享什么概念?就是在“一带一路”,今后中国企业挣的每一块钱收益,都有中国企业的一份,有“一带一路”东道国企业的一份,还有美欧第三方合作企业的一份,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责任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我觉得这个会在“一带一路”未来的十年呈现给世界。

第一财经:最近要求明确加快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政府要做哪些准备和安排,企业要做好哪些准备?

张燕生: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大程度是一个内外贸一体化的过程。内外贸一体化,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开始把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和产学研,也就是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有一部分配置在国内,国内有一部分配置在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有一部分配置在中西部,还有一部分它可能就会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过新亚欧大陆桥,配置在“一带一路”沿线。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出口,它背后的关键零部件和主要增加值的生产是中国企业的,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国内完成的,而在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完成最后工序加工组装的环节,形成一个中国是中间贸易出口,这些地方是最终贸易出口到美国和欧洲。所以内外贸一体化已经转化成行动、转化成实践。政府要解决的是国际贸易的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内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慢慢对接。“规则一律”,内外贸一体化在制度上就有了保障。二是物流就变得非常重要。三是产业链有一些工序和环节布置在长三角,一些布置在中西部,一些布置在周边国家。所以中国会继续推动全球化,继续推动开放。

第一财经:我国的服务贸易仅占进出口总额的12%,远低于全球服务贸易在整体贸易额当中的占比,如何去释放增长潜力?

张燕生: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旅游。旅游过去是最大的顺差项,现在是最大的逆差项。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一步一步从逆差又重新变成顺差。其他服务贸易的逆差项包括知识产权的交易。中国现在买世界的知识产权专利许可证的需求远远大于别人买我们的,这跟科技创新的实力直接相关。还有一些服务贸易的项目想从逆差项变成顺差项,是一个未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像研发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设计服务、专业服务,整个这套服务,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的效率和水平要达到一定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

第一财经:2023年,多个部门推出了积极措施稳外贸稳外资。2024年,怎么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张燕生:外资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成本驱动型的外资,来中国投资,主要是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要素。二是资源驱动型,三是市场驱动型,四是效率驱动型。那么,外资到中国来怕什么?十九大有一句话叫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外资是最重要的。第二,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我在欧洲、日本、韩国调查研究,发现所有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人都会跟我说同一句话,外资来中国投资,信心和预期完全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也离不开。中国经济潜力越好,前景越好,外资在中国投资就会越好。

第一财经:2024年,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有哪些政策是您比较期待的?

张燕生:2023年到现在,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非常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举措。2024年,我的期待就是“落实年”。说到做到,也就是把这一系列非常好的稳外贸、稳外资、稳经济方方面面的政策落地。落地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就是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落地,那就涉及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我非常希望2024年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

第一财经:您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燕生: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我觉得还是地缘政治化。

第一财经:您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最大增长点在哪里?

张燕生:增长的亮点就是扩大内需。

第一财经:2024年您最期待哪些宏观政策的出台?

张燕生:还是要出台解决短期的需求不足,中期的大众消费增长不稳,像楼市、房市、电子产品下乡,长期还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就是消费还是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车。

 

编导 芮晓煜

制片人 尹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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